第27期 2010年6月3日

天安门母亲群体

二十一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北京大屠杀,从我们身边夺去了203位亲人的生命,至今尚有更多的死难者我们没有找到,他(她)们不为外界知晓,下落不明。然而,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共集团对它一手制造的“六四”血案讳莫如深,好像当年未曾发生过似的。时间能淡化记忆,难道也能消弥事实吗?

当年那场大屠杀过后,迫于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之声,邓小平、江泽民对于来访的一些外国友人曾做出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会公布死亡名单和死亡人数。但是中共当局向来不讲诚信,说出来的话不算数,他们只考量利弊得失。

“六四”21周年到了。21这个数字太平淡,也许一般媒体不会对今年的“六四”有多少关注。更有不少人说,“六四”已经很久远了,对当今中国现实的影响已经很小很小了。不对,完全不对。正相反,时间使邪恶增值,随着岁月的流逝,“六四”的罪恶及其影响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在21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六四”把中国推向深渊,也把世界推向危险的边缘。

姚监复

一、“六四”破坏了几代中国人的道德,比“文革”更严重

在纪念“六四”21周年时,我们要向那些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志士们致敬、致哀!同时,我们要深刻思考“六四”破坏中国道德的严重性,一个将影响中国几代人灵魂的后遗症。

令人更为悲哀的是“六四”志士仁人的鲜血,并没有擦亮人们的眼睛,也没有使人们的灵魂更崇高、思想更纯洁。在中南海领导人身边工作多年的一位老干部悲情而深刻地指出:“六四”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对中国人思想道德的打击、对中国道德的破坏,远比“文革”还沉重。

“八九”运动失败了,但人类文明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傻,即便大多数人有点傻,那他们也不会永远傻。人间正道只能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只有走这样的正道才能摆脱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只有实现人民主权才是避免社会恶性分裂之唯一良策。

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它除了导致官逼民反和改朝换代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关于西方文明,关于普世价值,关于美英等国,列宁早就预言其是“腐朽的”、“垂死的”和“挣扎的”,毛泽东、金日成和金正日等更是不知多少次信誓旦旦要埋葬它,可是结果呢?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试验田越种稻草越多,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越来越民富国强。

今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六四”民主运动第21年,中共仍然害怕大陆国人记起他们犯下的罪行,仍然继续压制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并打压有关“六四”的一切活动。下面是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拒绝遗忘,继续传播和发扬“六四”抗暴政的精神,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活动(正在进行时)的一些片段,记录在这里以告慰所有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们。

5月9日星期日,这天,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相约进行一次例外的关于如何纪念“六四”21周年的协商会。地点在贵阳的南郊公园,约好早上10点在公园门口集中。

廖亦武

采访缘起

这篇东西放了四年多,整理它时,“六四”已过去21年。不晓得胡中喜近况咋样?监狱里还关没关“六四”暴徒?从网络得知,我写过的广场行为艺术家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逃亡海外,被折磨成疯子的 喻东岳通过疗养,逐渐好转;而我没写过的王连禧依旧疯着,大冷天躺垃圾场,不断翻白眼,曾被好心人送医院急救。

年前我曾致电武文建,想入京寻访王连禧等人,可受国家机器阻隔,未能成行;手中若干形形色色的采访录音,也一拖再拖,没形成文字。我会被各种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悲惨人生彻底消磨掉么?精力真的大不如前了。可这划地为牢的日子,还看不到头。

那一年我24岁,在湖北省十堰市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任教。学潮爆发前,我刚刚考取北师大的研究生,也刚刚领取了结婚证。如果没有“六四”,我将过另一种生活。5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正好赶上北京的学潮由游行转为绝食。我此行似乎专为学潮而来,考试总共只用了半天时间,我却在天安门广场盘桓了十多天,直到戒严令发布之日(5月19日)才匆匆离京。

吴仁华

1989年5月20日,在北京实施戒严的当天,就有一起颇具震撼力的事件在北京民间广为流传,那就是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率 兵进京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个传言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只是将徐勤先误传为是解放军十位大将之一徐海东的儿子。明镜出版社于2001年4月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仍将徐勤先误认为是徐海东的儿子。

徐勤先身为解放军第一王牌军的军长,身为解放军中少壮派,1988年9月刚刚授予少将军衔,仕途理应不错,但他出于良知,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学生运动,以致于被撤职、逮捕,最终判刑5年。

刘水

富士康是打工者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地狱。

——题记

5月26日晚11时多,在我实地采访电子制造业帝国——富士康(FOXCONN)龙华工业园大本营仅仅5个小时后,一位与我同籍的甘肃省庆阳市23岁工人贺某,从富士康龙华工业园C2宿舍楼7楼阳台跳楼身亡。惨烈的富士康“十二跳”。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合理性”逻辑,只是不被外界明察和理解。

“为什么是富士康?”这是许多人的疑问,包括笔者在内。几乎所有学者、专家和富士康以及官方给出的结论,显然没有解开这个迷津。这是笔者改变行程,赴深圳富士康龙华大本营展开独立调查的初衷。

陈永苗

对东欧转型经验的改革性误读

我们对1968年东欧转型经验,都有一种改革性误读,也就没有看到1968年之前与之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向:党内改革转向对党内改革的绝望——后改革时期。1968年是东欧转型的分水岭,正如1989是中国1949年之后历史的分水岭一样。尽管哈维尔与米尼奇克的文集在中国国内很流行,但存在普遍的误读。

何清涟

富士康N+1跳之后,中国血汗工厂的问题终于浮上水面。客观评说,富士康确实并非中国血汗工厂的最坏样榜:第一,在代工企业当中,富士康算得上相对较好的类别;第二,在那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型产业——煤矿以及各种矿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黑窑奴工”,他们才是中国处境最为悲惨的奴工。

由于“富士康问题”并非只是富士康独有的问题,因此,希望富士康悲剧不要再在中国上演,就必须考察中国为何会成为滋养“血汗工厂”的沃土。

牟传珩

赵作海、李庄两个案件同样引发国内外舆论哗然,一起因警方残酷刑讯逼供,蒙冤沉牢;一起因揭露警方刑讯逼供负屈坐监。两个案件可谓同途同归。两起案件的共同性都指向了中国司法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本质问题。

赵作海冤案佐证刑讯逼供

目前,在中共政法委领导体制下自我封闭的刑侦体制与制度,黑幕重重,官官相护,一旦发生问题很难给出一个令公众信服的真相交待。记得当年“杨佳袭警案”,上海警方也是一直否认打过杨佳,案经公 检法、一二审、直至最高法院复核,警方打人的真相一直被掩盖;反而,上海市委各级领导一再慰问表彰被杨佳惊吓了的上海干警。

张凯

汉语“法官”的名称中带了一个“官”字,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官在我们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区别于民的。英文中法官是judge,丝毫没有官的含义,却有公义、判断的含义。官的特征就要服从,小官要听大官的,大官要听皇上的,这是官的基本品性。然而,这顺服上级权力又与法官之天然职业伦理相背离。这就让我们的法官非常尴尬。西方的法系中有自然法的渊源,自然法就是上帝的法律,就是我们的基本良知,法官在缺乏逻辑判断的时候就要天然地服从于良知。这是他们做出公义判断的基本缘由。然而,我们的法官因为其是官而丧失了这种顺服良知的天性,却成了顺服权力的奴才,所以我们的法律常常也进入一种困境,明明违背我们的基本常识,却偏偏出自法官的判决。

张辉 主编
(续上期)

第三章 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一、概论 

      

在民主社会,宪法权利确定的人权是一种自然权利。自然法假定,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享有自由,这些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为了个人自由的彻底实现,需结束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状态。人在进入社会状态之时创建了国家,服从多数的统治即人为法。人放弃自然状态只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保障。他一方面把一部分权力让位于公共权力,但他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天赋权利,而想让他的天赋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在向社会状态过渡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转让所有的自由,社会状态的形成并没有使所有人放弃作为自然属性的人的最基本的那部分自由。人们保留了那些自然权利,这是一些不依赖于社会政治过程和结构就可以存在的权利和自由。这部分权利也就成为社会状态下国家或者公共权利机构所必须保障的自由。

宋文秀

就赵作海冤案,河南省商丘市政法委书记王建民等作了官场模式化道歉;而受冤11年冤狱的老实农民赵作海则连连表示“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各级领导”,这足以让他入选央视“感动中国”排行榜。这使人联想到了封建王朝的“谢主隆恩”,“谢圣上不斩之德”……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还有人认为这是10年的牢狱之灾,异化了赵老汉的头脑。

杜光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个时期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有严重的缺陷。不但政治体制改革停顿不前,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歧途,改革的成果为权贵豪强所攫取,亿万公民不能分享改革创造的好处,却要承担改革缺陷所带来的苦难;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总之,在表面繁荣富强的掩盖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可以说,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狭小逼仄的死胡同,要转身回头,非常困难。

当年人们欢天喜地地迎接由农村的包产到户所引发的改革热潮时,谁能料想到改革会导致这样的局面?

北明

只有两个白天的时间在新德里逗留。纵有泰姬陵、穆尔王宫等诸多游览地,我首选甘地陵,一行其余三人均被我说服。这不是游览,是朝圣。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20世纪大行其道,引发黑色暴力浪潮。甘地身置于人类历史上弱肉强食、血腥暴力的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时期,他却在那个黑暗时空里,发明了人类最温和的手段,解决时代赋予他的难题:以不合作、非暴力手段,从帝国主义强权手中解放自己的祖国。他的遗产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稀世珍宝。

中国人权

中国人权受权发表英文版《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2009年5月“六四”20周年前夕,江棋生发表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这是一份有关“六四”受害者的内容翔实的调查 报告。该报告列举了五类“六四”受害者的情况:一、死难者,包括被屠杀者和“六四”后,被当局判处死刑者;二、死难者的家属;三、 “六四”伤残群体;四、因“六四”入狱坐牢的良心犯,包括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者;五、遭受其它迫害的“六四”良心犯。

江棋生本人也是“六四”受害者之一。八九期间,他曾担任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常委、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 会常委。“六四”镇压后, 他遭逮捕,后被免于起诉。2000年,他再遭逮捕,并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监禁。

中国人权

贵州人权研讨会筹备纪念“六四”活动遭打压

中国人权 获悉,在“六四”21周年前夕,贵州人权研讨会决定公开筹办纪念活动。连日来,这一活动遭到贵阳警方的 打压和封杀,人权研讨会的多名成员被警方带走传唤和扣押,有的还遭到殴打。但贵州人权研讨会表示,他们将不会放弃纪念“六四”的权利,与当局的打压抗争到底。

中国人权

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绝食抗议劳教迫害

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的律师刘培福告诉中国人权,毛恒凤在劳教所被强迫剪短发和穿劳教所号衣,她为此进行绝食抗 议。

刘培福律师说,5月24日他和毛恒凤的丈夫吴雪伟前往安徽省合肥市女子劳教所探视毛恒凤,但劳教所只允许律师会见,拒绝吴雪伟会见其 妻。这是毛恒凤被羁押3个月以来第一次被允许会见律师,而其家属虽多次申请会见,但至今未获批准。

中国人权

当局指广西村长维权案涉“国家秘密”

中国人权获悉,2010年5月19日,广西警方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广西北海市银滩镇白虎头村村长 许坤的律师郑建伟会见他。郑建伟说,公安局拒绝向他出示“不准予会见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5月15日,许坤被警方以“非法经 营罪”刑事拘留,被指控“非法占有属於国家的停车场”,此案由经侦队经办。许坤於2008年被选为白虎头村村委会主任。2006年,当地政府以开发旅游业 为名在当地进行拆迁。4年来,许坤一直带领村民维护自身的土地房产权益。

中国人权

5月17日
△ 吉林省长春监狱以清查违禁品为名,居然将犯人的生活用品、衣物、餐具和被褥等集中起来,放火焚烧。为此,数百名犯人举行了集体绝食以示抗议。据了解,长春监狱已经两年没有给犯人发放国家给予的补助款,吃的都是碎米和黑得发霉的面粉。

△ 江西南昌的维权人士董在豪,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5月18日
△ 安徽省安庆市第四中学初三(6)班数学教师张勇从媒体上看到近期全国发生的多起小学及幼儿园惨案后,在网上发言议论,近期被警方刑事拘留。

中国人权

5月19日
△ 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权事务的夏明到北京市宣武区牛街,看望因奥运劳教的80多岁老人王秀英,了解老人在奥运会期间被劳教的原因,并向北京访民王学勤、张秀华、苏文娟了解北京访民的情况。

5月20日
△ 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谴责广西有关当局滥用“国家秘密”之名,剥夺北海市白虎头村村长许坤的个人正当法律程序权利。“中国人权”表示,此案再次凸显中国的《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严重冲突。根据律师法,无论案件是否涉密,律师有权直接会见当事人,但《刑事诉讼法》却要求律师在案涉国家机密时须经批准才能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