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争鸣

陈子明

当局如果坚持以“党国”为核心的苏联模式,就不可能与社会中等阶层的主流达成共识,也不可能动员社会底层开展新的“文革”。能够凝聚人心的“中国梦”只能是“宪政梦”,而不能是“党国梦”、“共产梦”。

胡平

“习得性无助”是后天经验的产物,它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专制者不可能对每一代人都来一次恐惧的震撼教育。先前几代人或许都是吓大的,后继的几代却不可避免地是长大的。因此,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孕育着希望。

刘水

在专制中国,现实社会本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文学与政治分离,就无从准确解读作品及其呈现的社会和个人;如果将作家与其政治身份剥离,将压低作家作为“人类良心”的标准。

黄秀辉

薄、王案本可以用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遗憾的是当局将其碎片化,多方面切割,进行政治掩盖,其目的依然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王立军作为一块嚼烂的口香糖被吐掉了,而这个“更坏”体制仍然依然继续“维稳”运行。

胡平

蒋庆的儒学宪政在现实中没有可行性。在今日中国,一向被视为儒家的社会载体的乡绅阶层早已消失,蒋庆曾感叹当今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儒生。既然如此,儒学宪政的理想又是靠谁来推行呢?

张辉

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转让的权利,这就决定了人们有充足的自治理由。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如果没有更多的、涉及到个人的自治,联邦制对于民主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就自治制度和现代联邦制的关系来说,自治是皮,现代联邦制是毛。

羽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这要在宪政制度的前提之下,才能成立。但是在威权制度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最起码的自由,容忍实在是奢侈。

杨光

阿Q式的革命派在大杀反革命之后,通常的结局是以民粹极权取代传统专制。但是当他们及子孙坐稳江山,成了权贵,就变成了反革命,以各种血腥手段扑杀革命,以维护其统治。

陈子明

争取公平正义,不能靠毛泽东式的专政头子,而要靠人民自己的觉醒和奋起。只有通过公民的维权运动,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和法治。

杜光

由专制向民主的渐变,将是未来十年的主流趋势。这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有进有退,曲折艰难。虽然不能排除倒退的逆流,但改变不了向民主靠近的总趋势。

何清涟

中共虽然还未失去权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时间表允许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国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陈奎德

回溯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留学史,不难发现,发生在夏明教授身上的演变,其实是前辈学人道统的映射。一代代志士仁人奔走往来于欧美、东洋和故国之间,义薄云天,事功卓着,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胡平

绝食常常是人们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境时仅有的表达抗议、申张诉求、维护尊严、坚持独立意志的手段之一,强制灌食实际上是对这一抗争手段的否定。

刘在平

陈子明是一位将“神学家”、“传教士”与具有“殉教”精神的“圣徒”集于一身的人,是一位为争取民众的、世俗的自由主义而超越世俗的理想实践者、思想探索者和精神追求者。当陈子明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是实践者,也是思想者。

郭飞雄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乃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历史性局面,超出了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危机革命教条。

杨光

说辛亥革命是“排满革命”、“反清革命”,或“共和革命”、“民主革命”,这应该没有多少异议。然而,要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则荒谬至极。满人不分阶级,很少支持辛亥革命,汉人亦不分阶级,大多接受辛亥革命,这是当年一目了然、不必争论的事实。

陈子明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体制性的变革,而不是体制内的修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所谓“回归民国”,不是说一定要恢复1912年或者1947年的法统,而是必须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

张博树

从世界发展大势和两岸人民的共同福祉看,中国大陆和台湾最终结束分治,走向统一,是两岸的最好选择;而实现这一点的根本前提,则是中国大陆完成自身的民主化转型。

王天成

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危害,是对道德的普遍污染。治疗由此所产生的道德疾病,需要比终结专制更长的时间。一个民族在终结专制、建立民主的过程中,其精英人物如果不严肃、认真对待过去的反人权犯罪,所损害的正是民主制度所不能不依赖的道德、伦理基础。

王天成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威权统治者的犯罪进行了有效审判,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绝大多数转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非暴力抗争。非暴力抗争不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是为了寻求改变。淡化或搁置威权统治的暴行以换取转型的平稳,是至关重要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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